摘要：若以组织法的事项范围为划分标准，组织法可以分为广义的组织法和狭义的组织法。 ...
第三，提案人向立法机关提出的议案被审议讨论。
这便于有关组织、个人适用和遵守本条例。对依据本条例第十二条、第十三条规定申请永久居留资格的，优先受理。
在中国境内的永久居留外国人应当遵守中国法律，不得危害中国国家安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破坏社会公共秩序。这一问题需要在立法上予以应对。【意见7.1】就本条例的施行而言，对外国人永久居留政策的定期评估调整机制十分关键，而对外国人永久居留资格的定额审批制度也确有必要。第三十九条 永久居留外国人按照中国税收法律法规以及中国对外缔结的有关税收的国际条约、协定的有关规定，履行相应的纳税义务。但是，《出境入境管理法》第四条第二款的相关表述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及其出入境管理机构负责外国人停留居留管理。
第十四条 国家移民管理部门应当与外交、发展改革、教育、科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商务、文化、卫生健康、体育等国务院有关部门建立会商机制，就本条例第十二条和第十三条规定的具体标准等进行会商。但也应该考虑到，我国如果就永久居留外国人取得特大城市户籍设置过多条件，将影响高层次海外人才的引进。在解释财产权的重要性时，往往超凡脱俗，强调财产权的神性，财产权是人格的定在，无财产即无人格。
如果财产权人超出一普通人对财产权的理解，要求补偿超过平均主观价值之外的主观价值，致使公益实现受阻，就违反了财产权的社会义务。四、制度妥协的中道：未被客观化的主观价值如何溜进补偿 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是经验，[43]尽管不补偿超过平均主观价值的主观价值能够在法律体系内求得融贯的解释，但在经验的世界里，许多财产权人对这套逻辑并不买账。美国联邦全国抵押协会2011年的一项调查发现，38%的房屋所有人从未或者几乎从未估算自己房屋的价值，还有26%的房屋所有人只会偶尔隔几年估算自己房屋的价值。因为征收事实上会给财产权人造成损失，而且其中部分财产权人的部分主观损失无法得到完全补偿，才需要通过比例原则限制国家征收权的行使。
即便能读出财产权人的心思，知识上也面临如何将上述主观价值货币化的难题。如果征收补偿的数额大于侵权赔偿的数额，[35]会激励政府通过侵权而不是征收来获取公民不动产。
自愿的买家支付给自愿的卖家的价格不是一个客观、可观察的数字，而是一种计算方法，需要进一步讨论哪些因素能计价，哪些因素不能计价。不动产的可替代性弱，当事人不愿将不动产出售给政府，政府才启动征收程序。人们自然会追问：富人就一定比穷人有更高的主观价值？也许有人说，根据金钱效益边界递减原则，更多的钱才能补偿富人的主观价值损失，但损害赔偿的一般法则从来不支持这种说法。[10]讨论财产权对人的意义时，学界走的是主观化进路。
[18]公共事业的承办者与财产权人达不成协议时，为鼓励公共事业起业者与土地所有权人达成协议，而不是通过征收取得公共事业所需土地，日本《土地收用法》第15条之2至第15条之6还规定了斡旋程序：公共事业的起业者与土地所有权人无法达成协议时，任意一方当事人还可以请求土地征收相关部门斡旋，促成双方协议。但这一规则无法完美且严格地实施，……在实践中异常困难，所以，我们认可相对客观、有效率的规则，[37]这个相对客观、有效率的规则就是公平市场价值概念。可见，侵权法将对财产的精神损害赔偿限制在非常逼仄的空间。作为社会主义宪法的中国《宪法》，社会主义条款位列第1条，是中国宪法文本的统摄性条款，对财产权的解释必须以此为背景展开。
归纳我国上述立法，可以将补偿标准理解为公平市场价值标准，与通行的征收补偿标准合拍。即便征收补偿价格已经等于或高于财产权人赋予被征收财产的全部价值，财产权人仍选择抵抗。
公平市场价值其实是两者的中道，是两种公正妥协的结果，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深谙此道，根据联邦宪法第五修正案的公正补偿要求，法院应当使被征收财产所有者所处的金钱地位与财产未被征收一样。[2]征收农村集体土地时未就被征收土地上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进行安置补偿，补偿安置时房屋所在地已纳入城市规划区时，可以按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标准进行补偿，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2条。
德国法声称不补偿财产权人的特殊主观价值损失，但特殊主观价值损失可以透过公正权衡原则部分进入补偿。将被征收财产的价值客观化，首要目的是避免政府在征收定价中的恣意以及由此产生的财政幻觉，[6]其次也避免财产权人的财产错觉，[7]从而漫天要价。自治价值 引言：问题的提出 征收补偿的标准是征收法上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1]《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2条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征收国有土地上单位、个人的房屋，应当对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给予公平补偿。[25]美国法上的实质促进标准是指只有手段实质性促进目的的实现时，才可免于征收规范的约束。公平市场价值标准在征收法上几乎处于王者地位，即便是不能流转的农村住宅，在特定条件下，也可以按照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补偿。[8]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确立公平市场价值标准之初，就非常隐晦地承认了公平市场价值标准可能隐含的不公正问题。
第三种情形是不正当的主观价值。[55]与被征收不动产的市场价值相比，补助和奖励的金额没有刚性标准，启动征收的人民政府可以考虑多种因素，在与被征收人的交流甚至博弈中，通过补助和奖励，事实上变相补偿被征收人无法客观化的部分主观价值。
但买卖是民事行为，平等自愿是民法的基本原则，买卖双方意思达成一致才有交易。三、不补偿未客观化主观价值的合宪性 以公平市场价值作为补偿价格，不补偿财产权人未被客观化的特殊主观价值和自治价值，是否违反宪法上的补偿要求，让补偿沦为部分不补偿？是否合宪？补偿的目的是让财产权人过得像财产未被征收时一样好，[36]如果不补偿财产权人未被客观化的特殊主观价值和自治价值，财产权人不可能过得像财产未被征收时一样好，如何消解补偿目的和补偿标准之间的逻辑紧张？合宪性如何证成？ （一）公正补偿中公正的双面向 公正补偿中的公正是双向的概念，对财产权人公正，也对公众公正。
[46]无独有偶，美国一些州也将补偿价格定为被征收财产价值的125%。一旦这种策略性抵抗成功，还会形成卖价锁定效果，其他财产权人也向政府索要更高的补偿价格，推高征收补偿总成本，甚至因此使整个公益项目搁浅。
一、公平市场价值能客观化和不能客观化的主观价值 在稠密市场中，由于交易频繁，交易标的的市场价值容易确定，比如汽油多少钱一升。考虑到征收不单单涉及房屋所有权人，有法院判例支持其他物权的补偿，本文表述为财产权人。在公平市场价值之外，《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17条第2款规定，市、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制定补助和奖励办法，对被征收人给予补助和奖励。[40]参见张翔：财产权的社会义务，《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9期，第105页。
这种选择性失明也许仅仅是策略考虑，解决问题的迫切永远优位于正确解决问题的唯美，我们必须找到一种相对简单且易于表达，还能在修辞上显得正确的公式化标准，公平市场价值标准就成了不二之选。那些对于参与交易的普通买家没有价值的价值就不能进入计价体系，我们将这些不能进入计价体系，仅对财产权人才有意义的主观价值称为特殊主观价值，包含三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是财产权人的特殊情感。
如果财产权人确实不愿意将财产出售给政府，而不是仅仅将此作为抬高价码的策略，则征收会损害财产权人的自治价值。[49]德国法院通常认为，在确定补偿标准之时，应当以被征收客体的通常价值为出发点。
求解这一难题的可能方法是在征收程序启动后，要求财产权人申报价格，并以此作为补偿价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规定，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因侵权行为而永久性灭失或者毁损，物品所有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
补偿超过平均主观价值的主观价值技术上不可能。[28] See Wolfgang Eckart, On the Land Assembly Problem,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Vol.18, No.3(1985), p.372. [29] See Lloyd Cohen, Holdouts and Free Riders,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Vol.20, No.2(1991), pp.351-362. [30]参见[英]亚当·斯密：《国富论》（下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4页。即便在侵权法上，侵犯财产权一般也不赔偿财产权人因过敏反应导致的损失，征收补偿就更不可能对特殊主观价值计价。特殊主观价值只有部分财产权人有，财产权所包含的自治价值所有财产权人都有。
第19条规定，对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不得低于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被征收房屋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15]但仔细分析，公平市场价值标准的核心在于自愿，如果买家将卖家的主观价值归零，卖家不可能自愿出售自己的财产，交易也不可能达成。
《民法总则》第1条将立法目的表述为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物权法》第1条将发挥物的效用与保护权利人的物权作为该法的立法目的，并发挥物的效用罗列在保护权利人的物权之前，这意味着中国法上财产权的概念规范上具有更浓厚的社会色彩。当然，法律对财产权的安排不能恣意，不能形成绞杀效果，[39]但法律在形成财产权的过程中，已规定了征收作为对财产权的限制，个人在财产权上的自由意志要与社会的普遍意志相一致，财产权天然有其社会的边界。
[21]《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8条第5款将旧城改造作为征收的理由之一，需要改造的旧城通常被描述为卫生、消防、治安条件差，交通不便。[29] 如果征收中的补偿永远等于财产权人的全部损失，即主观价值也分文不少地进入补偿价值，宪法就应该鼓励而不是限制征收，也就无需规定征收的比例原则，因为这是一个等价的交易——交易可以让产权配置最优化，交易双方在自利的过程中最大限度地促进了公益。
